深切缅怀叔父郭培信

　　作者：郭喜林 稿源：时评界 编辑：时小川

　　父亲兄弟五个，大伯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中已经牺牲，二伯因病早亡，三伯因病去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和小叔排行老四老五。在父亲的人生中，与小叔相依为命的时间最长。在我的人生成长中，除了享受父爱之外，还能享受小叔的特别疼爱。

　　1958年农历正月19日，我出生于新乡市。不满周岁的我，因为保姆去街买烧红薯，又与街坊邻居唠起家常，就忘了我一个人还在屋里睡觉。我醒来后哭着找妈妈，不小心爬到了煤火炉上，而且把右手托在了铁火口上，左胳膊掉进了煤火炉上的热水缸里，致使右手和左胳膊的胳膊肘处被严重烧伤。尤其是我的右手，烧伤更为严重。那时，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医院没有什么有效治疗烧伤的药物，只能把香油敷在烧伤处。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由于他怕别人受到牵连，就选择带着家人回老家务农劳动改造。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我们家是雇了一辆牛车拉着主要生活用品回老家的。由于我还小，由父母轮流抱着回家，哥姐都是步行300多里回到老家的。

　　回到老家，更是缺医少药，我的烧伤只能顺其自然。由于右手长期包扎，致使中间的两根手指已经弯曲成90度，怎么都伸不直了。

　　1978年父亲冤案得到平反，1979年11月13日，我们又从老家搬到了新乡。父母怕影响我找工作，就让我1980年秋季到晋城县人民医院给右手伸不开的两根手指动手术。

　　由于父亲工作繁忙，就把我动手术的事情托付给了小叔。其实，我小叔也挺辛苦的。那时，小叔在晋城鞋厂烧锅炉，每天要用大铁锹往锅炉里添煤炭，劳动强度挺大的。但是，他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以后都要亲自去医院给我送饭，并了解手术前后的具体情况。

　　尤其是当他听说手术失败之后，他自责没有尽到责任。我劝小叔，手术失败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不懂医学常识，没有注意手指头肚颜色的变化。如果能尽早发现，那就不会导致两根手指被截肢。在这种情况下，我小叔每天晚上都要亲自打热水为我洗脚，不让我乱动。

　　当小叔每次为我搓脚洗脚的时候，我止不住的泪水就会直往下流。小叔坚持为我洗脚一个星期之后，我说啥也不让他老人家再为我洗脚，我都在小叔晚上来送饭之前就把脚洗过了。小叔说，你一个手去打热水端脸盆，多不方便!万一被开水烫着，那就更麻烦了。我说我会小心，还有护士帮忙，不会发生意外的。

　　我的一个本家哥曾经和我说，他最怕小叔。我问他，你问啥怕。他说，说不来为啥，反正就是害怕。经过我住医院动手术的经历，我认为小叔是最心疼人的亲人。

　　记得，做截肢手术前，医院让我联系父母，让父母来医院签字。后来，我只好找到我嫂子他哥，他是医院院长，我说不用等父母来签字，我自己签字，我左手可以写字。我说，一旦电话里让我妈知道手术失败了，会把她气个半死。现在不能让我妈知道，我要做截肢手术。我叔说，让他签字。我说，不用，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自己的事，自己签字。就这样，说通了医院和我叔。我说，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以免发生意外，只有尽快做截肢手术，才能避免让我失去一只右手。

　　我动截肢手术的那天，我叔向厂里请了假，一直在手术室门外等了我13个小时。因为，并不是简单的截肢手术，还要给我做植皮手术。而且，那个时候的医疗设备比较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叔在手术后醒来时，他说，把他吓坏了，恐怕再有什么意外;他说，我在做手术时，他在手术室门外心如刀绞。一直在心里祈祷，千万不敢再有任何意外。

　　我知道，我做截肢手术，我叔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而且，他还要替自己的哥嫂承担精神压力。因为，他说是哥嫂为他成了家，他必须在关键时候尽到应尽的责任。

　　由于我和小叔在医院里产生的特殊感情，小叔1982年因病不幸去世。当我得到噩耗时，骑着自行车连夜从汲县赶回新乡，第二天就坐火车回到晋城。当我见到小叔尸体已经装入棺椁之后，跪在地上失声痛哭;当第三天小叔的灵柩起灵时，我弯下腰扛起棺材和其他人把棺椁装到了汽车上面，让我叔回老家东土河村叶落归根。

　　小叔生前不仅有恩于我，而且，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东土河村的六个民兵用石雷炸死了日本侵略者的军马，并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援下缴获了武器，俘虏了日军;而且，叔父生前是东土河村剧团里非常棒的武生戏剧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和村里的戏剧剧团人员参加了太岳区的地方戏剧汇演比赛，并受到了嘉奖。可以说，我叔父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由于叔父的坟地离村边比较近，我每次回老家早上起来都要面朝小叔所在的方向站立瞩目，并在心里祝福小叔在天堂不再遭受病痛折磨。而且，我更希望天堂里也有卖手机的商店，让我叔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给亲爱的叔叔发个红包。